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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随着希腊淡出人们的视野焦点,全球投资者重新开始忧虑美国何时加息及其可能给市场带来的波动。他们似乎对2015年全球贸易陷入停滞无动于衷。但这可能酿成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。
        最新一期的《世界贸易监测》(World Trade Monitor)表明,2015年5月全球贸易量下滑1.2%。2015年的头5个月中有4个月都出现下滑。过去12个月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1.5%——这不仅低于全球产出增长,也远低于7%的长期平均年增长水平。
这个问题不断恶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全球经济衰退后,贸易在2010年出现相当不错的反弹,但此后就一直令人失望,在2012年和2013年都仅增长了3%,现在似乎连这样的增长水平都达不到了。
        全球贸易停滞
        普遍看法是,我们无需忧虑这种疲弱的状态,因为这主要是结构性问题。根据这种说法,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促使经济增长“贸易密集度”较高的多种特殊力量正迎来自然终结。
        在那20年,贸易壁垒和全球运输成本出现历史性下降,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戏剧性地进入全球贸易体系——特别是中国。这一切进而在国际间推动了更深层次的劳动分工,使单一生产链的不同环节散布于世界的不同角落。
      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最近的一项研究计算出,在20世纪90年代,全球收入每增长1%,全球贸易就会增长2.5%,比以往多得多,但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了。显然,全球增长的贸易密集度不会永远增长下去。实际上,服务贸易量依然在上升。但在制造业,新兴市场成本上升和自给自足程度提高,以及世界各地生产方式的变化,已导致不少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不复存在。自2013年以来,每1%的全球增长只能产生0.7%的贸易增长。
       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中国出口的产品多达60%的价值来自于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。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约35%。在美国,自2000年以来,制造业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比重一直没有上升。而在之前10年,这一比重几乎翻了一倍。
对一些人而言,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,根本无需担忧。但是,结构性力量可以解释贸易为什么增长得更慢,却解释不了贸易为什么几乎不增长。
        支持政策出台
        实际上,对于贸易数据疲软,还有3个短期解释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。
        首先,全球投资需求持续不足。新兴市场经济体曾在数年时间里顶住这一趋势,但如今这些国家的资本支出也放缓了。因为资本产品的贸易密集度较高,这就压低了贸易增长。这关系重大,因为这不仅抑制当前的增长,还会进一步减缓生产率的提高,从而抑制未来增长。
        贸易数据发出的另一个警报是:2015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出现的国内需求复苏,并没有在其他地区出现。拉美在3月底至7月初似乎出现了萎缩,同时据摩根大通(JPMorgan)估计,除中国以外,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仅增长1.4%。中国表现更好,但远不及过去的水平。这种疲弱令人担忧,因为这类国家中许多政府放宽政策的空间比过去更小,同时它们还正在应对疲弱的大宗商品价格和美元走强。
        最近北京宣布多项新举措,通过加强出口来重振需求——其中包括采用略微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。考虑到中国政府正努力推动人民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,且中国企业借入了许多美元,我认为中国当局应该不会策划让人民币大幅贬值。但压力显然是摆在那里的。
        这就凸显了最后一个教训: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,政府不应仅靠货币贬值来推动本国经济再膨胀。自2012年执政以来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促进日本经济做了很多工作,但安倍经济学没有做到的一点就是增加出口。很多欧洲政策制定者认为,欧元走软推动了欧元区复苏。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。2015年前3个月,净贸易对欧元区增长的贡献为负,而在2015年余下时间里,贸易对增长的贡献也很可能只能勉强达到正数。
        尽管各方对欧元念念不忘,但2015年以来欧洲复苏最鼓舞人心的一个方面是国内需求强劲。但是欧元区私人部门资本投资依然表现平平,而且自2010年以来一直比美国更加疲软。
        如果大西洋两岸的消费与投资都上升,我们应该能开始看到全球贸易的回暖。但政策制定者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,贸易能像过去那样让他们从国内经济的阵痛中解脱出来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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